□晚報特派記者 程績 湖南漣源報道 攝影 程績 何易
  湖南漣源市伏口鎮,九山半水半分田,曲折蜿蜒的山坳里,一顆愛的種子生根發芽頑強生長了8年。8年前,新聞晚報全體員工和社會愛心人士,一磚一瓦重建了倒塌的校舍;8年間,新聞晚報福和希望小學的354名畢業生,因為有1700公裡外的愛心激勵,或走進大學校園,或為了追逐人生夢想而努力著;8年後,愛未停,希望還在,大山裡的太陽依然照常升起。2014年即將到來,晚報記者再次走入大山,記錄這所以新聞晚報命名的希望小學的變化。
  81個留守娃的艱難求學路
  伏口鎮位於漣源市西北部,地處雪峰山餘脈,是湘西典型的貧困山區。
  12月的第一周,伏口鎮通往福和小學的路,又斷了。這些年山裡冒出來很多小煤窯,來來往往的運煤車,讓鎮上唯一的水泥路,壞了修,修了再壞。
  “村裡大人說,這次路要大修,直到過年前才能修好。”家住伏口鎮胡家村的吳越強和同村的幾十名小伙伴,因為修路,每天上學路上的時間至少增加一個小時。
  “本來早上是爺爺騎摩托送我上學,現在只能走泥路去學校。”記者在福和小學看到吳越強時,他腳上的白跑鞋沾滿了泥巴,“前天下了雨,今天山路不好走,摔了一跤。”吳越強是福和小學三年級的學生,現在家裡只有爺爺、奶奶,他的父母都在浙江打工。在吳越強的班裡,和他一樣一年難得見幾回父母的留守兒童有20人。
  “你要區分留守兒童很簡單,放學後結伴回家的基本上都是。”校長曾亞軍說。
  福和希望小學在伏口鎮最北邊的大伯村,招生範圍覆蓋附近5個村的孩子,全校目前從學前班到六年級一共176名學生,其中留守兒童81人。“這些留守兒童,一般都由祖輩照顧,老人腿腳不方便,他們大多自己步行上下學。”曾校長說。
  最遠的一個村,在海拔800米的山頂上,從山上走到學校至少8里路。三年級女生鄢菲兒就是這樣的例子,她的家在距離學校最遠的大興村,每天早晨4點半就要起床,“自己喝一杯熱水,往嘴裡塞兩個奶奶隔夜做好的麵餅,冬天的時候,冰涼冰涼的。”小菲兒並不孤單,和她結伴的還有同村的5個小孩,他們都是留守兒童。
  “我們6個人上學,因為離開家的時候天還是黑的,戴著圍巾還冷得直發抖。最可怕的是秋天,路上還會有一些蟲和動物的叫聲,我們就讓3個男生,兩個走在最前面,一個走在最後面。”
  記者走了一段這些孩子的上學路,8里路在大城市的柏油路上或許30分鐘就能走完,但在蜿蜒泥濘的山區,每走幾百米都要累得直喘氣,最陡峭的山路坡度超過40度。
  “從家裡到學校,最快也要2個小時才能到。”鄢菲兒告訴記者。鄢菲兒由爺爺奶奶照顧,在廣州打工的父母每個月都寄回好幾千塊錢,這讓她能有條件一個學期換一個新書包。在福和小學的留守兒童中,她顯然是幸運的。
  “有很多學生的爺爺奶奶也在外面打工,只能寄養在別人家,有些小小年紀就成了家裡的‘頂梁柱’”。
  1個塵肺病家庭的大學夢
  在伏口鎮,闕秋生家遠近聞名,一是因為闕秋生的病,他是鎮上確診塵肺病的8個煤礦工人之一。另外一個原因則是闕家三個女兒都很爭氣,書讀得好、人也長得漂亮。
  闕家三個閨女都是福和希望小學畢業的。“2005年,原來的小學校舍倒塌時,老大闕俊正在讀5年級,我們就一直告訴她,一定要好好讀書,才對得起上海那麼多好心人。”闕俊母親說。
  闕俊前年考上了雲南大學,就讀工程管理專業,闕秋生特意向礦上請了兩個星期假,和老婆一起陪大丫頭到昆明報到。
  “讀書,為了感恩。”這就是闕家對女兒的教育方式,不僅僅是老大闕俊,老二闕繼婷和老三闕亞錦都是品學兼優的好學生。
  走進闕秋生家,赤裸裸的磚牆沒錢粉刷,三間併排的房間里,除了一臺24寸老式電視機,家徒四壁。與周圍鄰居紅瓦尖頂的三層“豪宅”相比,闕家最自豪的就是一整面牆都貼滿了三個女兒的獎狀。這幾十張獎狀的成本,是三個女兒沉重的學雜費、生活費,和闕秋生去年剛剛確診的塵肺病。
  “一年至少4萬。”闕俊的母親掰著手指計算這個貧困家庭昂貴的教育支出。
  “闕俊在昆明,學費加上生活費,一年至少要2萬。老二在漣源讀高一,老三也在漣源讀書,剛剛初中畢業,她們兩個一年也各自需要至少1萬元。”
  闕秋生在伏口鎮煤礦上的收入,是這個家庭最主要的經濟來源,“掙得好的時候一個月5000元,最近幾年煤炭市場不景氣,現在一個月也就不到3000元。”顯然,這隻能勉強應付三個女兒的開銷,妻子和婆婆留在家裡,家門口山多地少,有限的田地種的水稻、玉米根本養不活一家人,就算再節省,每年還是需要借近萬元外債才能維持生計。
  闕秋生為了多掙錢,經常獨自下到沒人願意去的深井,2012年夏天,闕秋生在益陽市職業病鑒定中心被確診為塵肺病,“洗肺一次大約1萬元。”
  妻子心疼丈夫,打算放棄供三個女兒都上大學的家庭夢想,但闕秋生只說了一句,“沒文化,將來要受欺負。”
  9個甚至更多鄉村教師的堅守
  7個班級9個老師,這就是福和希望小學目前的規模,在伏口鎮的11所小學中,位列倒數第二。“找老師難,進而是招生難,這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曾校長說。
  2005年,新聞晚報剛剛掛牌希望小學的時候,學生規模是270人,2011年萎縮到170人,“這個趨勢在加劇,今年我們雖然看上去學生人數增加了(176人),但那是因為招了一個27人的學前班。”
  招生難,源於城鎮化和農村教育資源配置的失衡。
  “我們一個學校只有4個教師編製,而伏口鎮中心小學的教師編製是我們的很多倍。這”福和希望小學的老師都是“十項全能”,“我們每個老師都要至少上4門課,從一年級教到六年級。”校長曾亞軍目前每周依然要上18節課,從語文教到數學。
  “編製內的教師,每個月收入1700元,編製外的更少,現在鎮上一碗牛肉麵都漲到8元了。”曾校長無奈表示。“如果沒一點精神,真的沒辦法堅持,我們每一年都要流失相當大比例的教師,他們有的跑到長沙或者廣州打工,乾裝修,一個月就能掙七八千,回來過年拿著蘋果手機,見到我們就說‘你們太傻’。”
  曾亞軍校長今年43歲,在福和小學已經18年,2005年新聞晚報援建校舍時,他是教導主任,而他的前任熊校長,62歲依然在雲南打工搞基建採石頭,“聽說是欠著債,過去做老師根本沒能力還。”
  2012年1月
  本報為希望小學接通2000米水管,徹底解決學校176個師生一天只有一桶水喝的難題。
  2011年6月
  本報啟動“新聞晚報3C漣源公益行”活動,晚報人帶著西門子、博世、海爾、聯想、海信等公司捐助的家電產品,再赴伏口,為希望小學組建了一個電教室。本報記者也再度與30位貧困學生結對捐助,每人每年捐款300元,資助孩子們完成學業。
  2010年6月1日
  本報聯合交通銀行,邀請希望小學的孩子們到上海看看世博會。武警上海邊防總隊的官兵們為希望小學的孩子們送上數碼相機。同年6月10日,晚報人和TCL又赴山區,給孩子捐了價值22000元的體育器材,學校從此有了嶄新的籃球架和乒乓球台。
  2005年6月1日
  新學校奠基,校名也改為上海新聞晚報福和希望小學。 3個月後,新教學樓建成,報社派出四位女記者前去接力支教。一個月的時間里,記者們定期發回“新鄉村女教師手記”,向山外的人講述山裡學校和山裡孩子的故事。
  2005年5月23日夜
  新聞晚報熱線接到求助電話,第二天,即派出記者趕赴漣源伏口鎮瞭解情況。5月26日,本報頭版刊登了 《一個電話兩頭痛哭 失學求助情牽湘滬》、《270雙眼睛滿是期盼 我要讀書》 的稿件,發起了“我要上學”的愛心助學活動。短短3天,包括本報記者在內的上海市民共捐款25萬元,為這所山村小學重建校舍。同時,本報記者結對捐助困難學生。
  1個湘西山坳里的濃濃上海情
  一晃眼,8年了。
  闕國華的家就在福和希望小學邊上,他家的五六個孩子都是這裡畢業的。2005年打通新聞晚報熱線電話求助的熊威母親,是他的表嫂。
  “2005年9月,四層樓的學校剛剛建好時,周圍還是成片的土房、平房,國旗升起來離開一里多就能看見。8年過去了,現在村民家的房子都長高了。”
  2005年5月23日夜裡,新聞晚報編輯部的熱線電話里,傳來一個湖南口音女士急切的聲音,“我兒子讀書的學校塌了,200多個學生沒地方上課了。”後來才知道,這個湖南媽媽當時在上海打工,兒子在電話里告訴她學校塌了,情急之下,她想起曾經在新聞晚報上看到的愛心熱線。
  曾亞軍校長當時是教導主任,他說,還好那天是星期天,學校里沒有學生。
  “學校里不能上課了,老師們就把桌椅和黑板都背到人家的屋檐下,湊合著繼續上課。”新聞晚報得到這個信息,第二天,即派出記者趕赴漣源伏口鎮瞭解情況。5月26日,本報頭版刊登了 《一個電話兩頭痛哭 失學求助情牽湘滬》、 《270雙眼睛滿是期盼 我要讀書》 的稿件,發起了“我要上學”的愛心助學活動。短短3天,包括本報記者在內的上海市民共捐款25萬元,為這所山村小學重建校舍。本報記者結對捐助困難學生。2005年“六一”兒童節,新學校奠基,校名也改為上海新聞晚報福和希望小學。
  “謝謝你們上海人,”8年過去了,附近村民只要知道上海報社的人來了,依然會真摯地道謝,“山裡人的想法很簡單,他們覺得有學上,孩子就不會變壞。”校長曾亞軍這樣說。
  8年不曾停歇並希望永駐的愛
  2012年9月,福和希望小學重建後的第一批畢業生,到了讀大學的時候,根據學校不完全統計,第一批29名畢業生中,在讀本科的有3人,分別是雲南大學的闕俊、衡陽工商學院劉全、湖南師範大學曾艷輝,還有很多“福一代”,或就讀職業學校,或選擇打工和創業。
  據曾亞軍校長介紹,寒暑假里這些學生還會回到學校看望老師,“他們大多都通過晚報找到結對幫助的對象,有些至今還保持聯繫,這些上海的叔叔阿姨,對他們堅持學習和選擇人生道路,都有很大的激勵作用。”8年前,重建起來的不僅僅是兩幢嶄新教學樓,更重建了每個孩子心裡對求知的堅守。
  “每年的新生入學,我們都會讓他們朗讀石牌上學校重建的歷史,這個傳統會一年一年繼續下去。”曾亞軍說。
  在學校的閱覽室,曾校長翻出來一張光碟,這是漣源電視臺拍攝新聞晚報社四位女記者前去希望小學接力支教的紀錄片。
  “坑坑窪窪的田間小路我已經能健步如飛,山民們的方言我已經能聽懂一星半點,地里的稻子馬上就要收割,而我,卻要走了。”李勝南是第一個到福和小學支教的新聞晚報記者。2005年,當時學校的上課鈴聲還是“人工”的,地上放一個銅罐用鐵鎚不停敲,一個調皮的男孩子有一次把它藏在大樹下,讓又氣又急的老師氣得直跺腳。現在,上下課都伴隨柔和輕快的音樂,學校這個學期還在每個教室安裝了廣播,學校有了自己的電臺。
  2005年9月13日,李勝南在福和小學的最後一課,她準備了很多次,想像語文課本里 《最後一課》里的那位老師一樣,鎮定地上完最後一課,平靜地說,“同學們,再見。”但還沒下課,教室門外就圍滿了其他班級的同學,人手一張小紙條,要送給李老師。眼淚由不得李勝南控制,只能用英語書狼狽地遮住臉,“逃”回辦公室。李勝南離開伏口鎮的第二天,學校里還有很多同學伏在課桌椅上哭。
  在此之後,新聞晚報記者吳繁、肖波、孟錄燕接力支教,肖波離開學校的那一天,捨不得上海姐姐的孩子們,哭著吵著跟著麵包車跑了近一里路,肖波擠出微笑對孩子們說,“送君千里”,孩子們齊聲回答,“終有一別”。一轉身,肖波已泣不成聲。坐到車上,肖波伸出的手一瞬間被十幾隻小手緊緊抓住。  (原標題:滬湘情 八年不斷 學校在 愛永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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